无论衣冠楚楚还是衣衫褴褛 信任的前提永远是真相

在大街上，你看到一个男人衣衫褴褛，跪坐在人行道边，旁边放了一个纸盒子，一张纸牌子，纸盒子里放着若干小额人民币，牌子上叙述着男人的悲惨遭遇，你会有什么反应？是认为面前跪着一个需要救助的不幸的人，还是一个活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职业乞讨者，甚或是编造谎言的诈骗者？总之，面对这样的“街头求助”，很多人会对是否伸出援手犹豫一番，认为没有施以援手的道德义务。

这反映出陌生人在面对面情境下的信任崩坏。对很多人来说，面对真假难辨的街头求助，首先预设求助信息是假的，求助者是别有动机的。因为这样的信任危机，也导致很多有真实需求的求助者不愿意采取街头求助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看，街头求助这潭水生动地演绎了“劣币驱逐良币”。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求助行为，街头求助已丧失了其功用；而在现代慈善理念中，街头求助的正当性也是备受质疑的。

互联网上的个人求助刚出现时，社会信任得到了洗牌与重构。1995年，清华大学学生朱令出现不明中毒症状，北京几大医院均没有给出确切诊断结果，朱令的同学通过刚出现的互联网向全世界求助，获得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医生回复，许多医生给出了铊中毒的意见。这被视为互联网求助的经典案例。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互联网成了有困难的人获得有效帮助的快捷通道，公众对互联网求助信息往往预设了信任的态度。

互联网求助的社交性与阶层性，使之与街头求助相比更胜一筹。很多产生巨大影响的求助案例，其求助者或发挥癫痫病小发作预防关癫痫病人的寿命键作用的人拥有较强的信用度，从早期的知识分子到现在的中产阶层，求助人与救助者感到心理上的接近性，其求助方式也让人产生共情。“罗尔救女”的主角罗尔从事媒体工作，他所掌握的传播技能，对求助信息获得如此大的关注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身份在一开始让人信任，后来事件发生逆转，其本质也是罗尔透支了自己的信用。

和互联网普及后网络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一样，人们需要重新认识网络上的社会信用。如果说，早期互联网存在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有能力提供援助成都看癫痫哪个医院好的人乐意互帮互助，求助者也对发布求助信息采取审慎的态度，那么现在普及的互联网已经大大稀释了这种共同体的作用。有句玩笑说，你不知道网络那头是人还是狗——更确切的是，网络那头的人已经从传统价值中的精英、高信用群体，变成了普通的大众。

罗尔这样拥有传播技能的人，利用的就是互联网的大众性。比如，用一篇情绪指向强烈的文章吸引公众关注，赢得积少成多的巨额“打赏”，而不是用客观、经得起质疑的陈述。固然，他的身份可以为其信用背书，但是当真相大白以后，其身份是无足轻重的。人们不会因为他是正处于中年危机，还是离异再娶，就宽恕其隐瞒事实的错误。

罗尔后来主动发声，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他拥有多套房产却没有卖房救女的原因，结果注定是把自己的舆论形象抹得更黑了。当公众的信任底线被击溃后，就再也不会天津癫痫医院有哪些表达同情，更不会产生共情。任何求助都以求助者提供完整、确切的求助信息为道义的前提，罗尔被钉在了互联网求助的耻辱柱上，其原因也在于公众认为他所获得援助的方法是不符合道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多的解释也是枉然。

可以预见，在不遥远的未来，互联网残存的那种以技术、阶层为门槛的共同体会进一步消逝，互联网将成为对现实社会的完整投射。现实社会的信任度怎样，网络社会的信任度便怎样。但是，互联网的另一大优势却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密集信息的交换与汇集。“罗尔救女”真相被迅速挖出，公众“赞赏”的资金被妥善处置，均离不开互联网的技术力量。在舆论场中，罗尔的信用已经破产。让没有信用的人承担沉重代价，是互联网渠道发起个人求助的优势。

但是，要避免类似“罗尔救女”事件腐蚀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互联网信任，畅通互联网个人求助的渠道，最根本的还在于做好求助信息甄别，发挥专业机构的价值。公众不需要求助者的自我背书，这种自我背书跟街头放个小纸盒求助没有本质的区别，公众所需要的永远是更全面和准确的事实真相。（王钟的）